8月14日，《思想理論教育導刊》刊發了我院何畏教授的文章《何畏：在科學分析世情國情黨情民情基礎上，把高校思政課講深講透講活》，現将全文轉發如下：
[作者簡介] 何畏，伟德bevictor中文版黨委書記、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摘要] 習近平在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提出，思政課的目的是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為此，思政課要教會學生科學的思維。基于高校思政課的基本特點，教師要在三個方面下功夫：在世情、國情、黨情、民情的社會曆史情境中把理論講深，讓學生在深入理解理論的科學性中認同理論；在世情、國情、黨情、民情的變動中把理論講透，讓學生在真切體悟理論的生命力中信仰理論；在理論與世情、國情、黨情、民情的相互作用中把理論講活，讓學生在認識理論的指導力中學以緻用。這樣，才能讓學生掌握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自覺踐行思政課傳遞的理想信念、思想情感、價值觀念、實踐智慧、奮鬥目标。
[關鍵詞] 高校思政課；世情；國情；黨情；民情
習近平在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提出，思政課的目的是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思政課要教會學生科學的思維。思政課教師給予學生的不應該隻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而應該是觀察認識當代世界、當代中國的立場、觀點、方法。思政課教學是一項非常有創造性的工作，要學會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善于運用創新思維、辯證思維，善于運用矛盾分析方法抓住關鍵、找準重點、闡明規律，創新課堂教學，給學生深刻的學習體驗。”[1]筆者認為，基于高校思政課的基本特點，科學分析與課程内容息息相關的世情、國情、黨情、民情，讓學生掌握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并自覺踐行思政課所傳達的理想信念、思想情感、價值觀念、實踐智慧、奮鬥目标，是提升課程教學引導力的基礎。
一、在世情、國情、黨情、民情的社會曆史情境中把理論講深，讓學生在深入理解理論的科學性中認同理論
有些大學生存在認識偏見，認為思政課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客觀、嚴謹、系統、普适，甚至認為思政課上所講的理論隻是某種政治要求下的意識形态說教。這是對思政課的嚴重誤解，這種誤解甚至讓一些教師授課也不那麼理直氣壯。其實，思政課的科學性在于深刻性、正當性、有效性。
思政課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全面貫穿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馬克思主義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論，它從根本上主張理論面向現實，認識現實中蘊含的客觀規律，在遵循規律的基礎上改造現實，使現實不斷理想化。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關于意識的空話将終止，它們一定會被真正的知識所代替。”[2](P526)馬克思認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它“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3](P8)但唯物主義的抽象排斥任意性，從反映論的角度來看，就是要準确地反映對象主體，反映對象與其外在條件的關系，從而在内在因素與外在條件的相互作用中揭示其運動發展規律。其中包含的價值觀也不是所謂的“價值偏好”，而是得到曆史發展規律和趨勢支撐的價值取向。
在馬克思主義産生以前，西方哲學的根本特征是邏輯演繹式的思辨形而上學。從古希臘作為萬物本原的“水”（泰勒斯）、“火”（赫拉克利特）、“原子”（德谟克利特）、“數”（畢達哥拉斯）、“存在”（巴門尼德）、“理念”（柏拉圖）、“實體”（亞裡士多德）到中世紀宗教的“神”“上帝”，文藝複興時期人本主義的“個人”及其“欲望”，一直到康德的“自在之物”、黑格爾的“絕對觀念”，西方哲學家總是以本體論的思維方式想方設法尋找一個世界的“本原”，從而獲得一個構建世界體系的邏輯起點和曆史起點。為此，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将邏輯起點當作曆史起點，由此演繹出整個世界起源、運動、發展的理論體系。
馬克思主義從根本上終結了形而上學哲學思維方式，從客觀現實本身研究和把握其客觀本性及運動規律，從而實現理論邏輯與曆史邏輯的辯證統一，使馬克思主義走向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關于《資本論》，馬克思明确指出，他是通過研究“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以及和它相适應的生産關系和交換關系”[3](P8)來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馬克思認為，當時的英國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典型”形式，因此他的研究主要以英國資本主義為例證。馬克思認為：“問題本身并不在于資本主義生産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于這些規律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3](P8)《資本論》開始于商品範疇，因為商品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細胞，正是由商品關系派生出的資本主義的複雜關系，形成了資本主義特有的矛盾及其運動規律。由此可見，馬克思的唯物論與辯證法密不可分，“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3](P22)正因為如此，“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3](P22)資本主義社會的暫時性根源于它自身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及其根本弊端的必然性。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當然要涉及人，但它絕不是脫離現實的純粹邏輯演繹或“自由的科學研究”。馬克思指出：“這裡涉及的人，隻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3](P10)因此，馬克思主義理論既反映了客觀世界的基本規律、人類社會的基本規律、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律，更反映了不同時代變化着的世情現實。
從一定意義上說，思政課上講授的思想政治理論是世情理論、國情理論、黨情理論、民情理論，或世情中、國情中、黨情中、民情中的理論，若不能如實反映其研究領域與世情、國情、黨情、民情的内在關聯和相互作用，其理論是無法講深講透講活的。兩門黨的創新理論課程——“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概論”，研究的是中國共産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不同曆史時期，根據所面對的世情、國情、黨情、民情及其相互關聯，圍繞不同的理論和實踐主題，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曆史進程、理論創新及其現實作用。如“思想道德與法治”課，隻有反映世情、國情、黨情、民情，将一般理論與具體現實情形相結合，内容才是現時的，教學才有針對性、說服力和感染力。思想道德修養，“修”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應有的道德情操，“養”的是對這種道德情操的氣度與堅守。面對錯誤社會思潮、青年亞文化等的影響，思政課教師必須引導學生在比較中明辨是非，習得社會主義的倫理原則、道德規範和精神格調。法律的正當性、有效性也不是抽象原則，而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在具體的世情、國情、黨情、民情中制定的善治規範，離開具體的世情、國情、黨情、民情空談法律，就無法讓學生真正理解法律精神。
講好“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改革開放史”“中國共産黨簡史”“社會主義發展史”這幾門課程，必須具有曆史情境意識，用黑格爾的話說就是“偉大的曆史感”。曆史是特定曆史主體在具體曆史情境下對客觀挑戰和主觀應戰的認識與實踐，上述五門課的區别在于：一是研究的曆史跨度長短不一。“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既要研究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争爆發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的近代史，也要研究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現代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曆史，“改革開放史”研究1978年以來我國改革開放的發展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研究世界社會主義500多年發生發展的曆史。但是，任何曆史人物、事件都必須在世情、國情、黨情、民情中來認識和講授，曆史的經驗教訓是我們對當時的認識、應對、結果的反思、評價和總結。二是研究的側重點不同。“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側重研究中國從近代到現代的苦難曆程、根本性變革和實現中華民族複興的偉大夢想、不屈奮鬥及其世界曆史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側重研究一個全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和發展的曲折而輝煌的曆程。“中國共産黨簡史”側重于研究中國共産黨在特定的世情、國情、黨情、民情中，對自己的曆史使命、時代任務和自身建設的認識、謀劃、舉措及其曆史作用和經驗教訓。“社會主義發展史”側重于社會主義本身，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和馬克思主義政黨，在世情、國情、黨情、民情中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實踐，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從理論到實踐、從一國到多國的曲折發展曆程。
綜上所述，在世情、國情、黨情、民情中把理論講深，讓學生耳濡目染理解感悟理論的科學本質，就能有效克服其對思政課存在的“非科學性”的偏見，從而心平氣和地認同真理，提升理論思維和認知能力。
二、在世情、國情、黨情、民情的變動中把理論講透，讓學生在真切體悟理論的生命力中信仰理論
有些大學生存在思政課“說教論”的先入之見，影響他們對思政課應有的理性态度。理論的生命力，在于它始終依世情、國情、黨情、民情的變化而變化，反映變化、因應變化、引導變化，實現理論與實踐具體的曆史的統一。把理論講透，就是要引導學生在世情、國情、黨情、民情的變動中真切體悟理論發展的曆史邏輯和理論邏輯，熟練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讓他們學到學理通透、邏輯貫通、情理交融的科學理論，隻有這樣，才能将他們的認識由認同提升到信仰的高度。
我們以《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中的毛澤東思想這部分内容為例予以說明。毛澤東指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甯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産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4](P1471)特别是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階級鬥争、國家和社會革命的理論，讓習慣于修齊治平的仁人志士們思想上豁然開朗。在馬克思列甯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中，中國共産黨應運而生。此時，“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争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創造根本社會條件。”[5](P3)中國共産黨誕生伊始就投入到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曆史使命中。然而，當中國共産黨人滿懷赤誠與國民黨共擔國民革命重任時，國民黨右派卻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産黨人，成立不到6年的中國共産黨險些被斬盡殺絕。中國共産黨人向着國民黨反動統治奮起反擊，循着十月革命的道路，依靠黨領導的工人糾察隊、農民武裝和受黨影響的部分國民革命軍，發起在省會城市奪取政權的武裝起義，但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于是，“紅旗到底能打多久”成為黨内、軍内的普遍憂慮。血的教訓表明，中國共産黨必須解決好生死攸關的根本性問題：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建設一支什麼樣的軍隊、怎樣建設軍隊？走什麼樣的革命道路、怎樣取得革命勝利？回答和解決上述問題必須要解決好的一個貫穿始終的深層理論問題是：堅持什麼樣的馬克思主義、怎樣堅持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在政治上還涉及如何處理中國共産黨與共産國際的關系。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與中國的世情、國情、黨情、民情所要求的曆史邏輯辯證結合起來，得出了一系列嶄新結論。第一，毛澤東認為，“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争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4](P1469)然而，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西方資産階級奔走于世界，是要“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6](P36)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列強已經把世界瓜分完畢，中國被它們撕扯得四分五裂。世情、國情、民情、黨情決定的曆史邏輯證明，“資産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4](P1471)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态演變理論的創造性運用和重要發展。第二，中國也需要一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但是，由于大資産階級已經背叛革命，“這個革命必須由無産階級領導才能完成”，[7](P48)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民主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從而把馬克思主義的無産階級革命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第三，當時的中國是軍閥混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每個軍閥背後都有不同的外國勢力，“帝國主義的不統一，影響到中國統治集團間的不統一”，[7](P189)這就為黨利用矛盾開展革命提供了巨大政治空間；中國是一個地域大國，經濟政治的區域發展極不平衡，存在着大量的政治統治薄弱地區，黨領導的革命具有巨大的地域回旋空間，能夠做到“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7](P189)“使一小塊或若幹小塊的共産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7](P49)于是，創造了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這是對十月革命經驗的重大超越。第四，中國革命的特點是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但是，如何把一支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能夠履行黨賦予的政治使命的新型軍隊，仍然是一個難題。黨初創時期的軍隊，主要成分為工人糾察隊、農軍和參加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的國民革命軍，部隊中存在着嚴重舊式軍隊的思想、作風和習氣。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緊緊圍繞軍事與政治的關系、軍隊與黨的關系，确立了“軍事隻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7](P86)确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原則，堅決糾正黨内和軍隊中的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非無産階級思想，用黨的先進性保證軍隊的先進性；緊緊圍繞軍隊與人民的關系，從關切人民群衆切身利益的點點滴滴做起，形成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将其作為軍隊的軍規兵心，建立了軍民魚水關系，使黨得以在廣大農村開辟革命根據地、抗日根據地，建立人民政權，開展人民戰争，軍隊成為“人民子弟兵”，人民成了軍隊的堅強靠山和力量源泉，從而把馬克思主義的人民軍隊建設思想中國化時代化，用人民的曆史主體性保證了軍隊的道德崇高性。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無産階級軍隊建設理論的創新發展。第五，回答和解決在一個東方農業國，如何把一個以農民和小資産階級出身的人為主要成分的黨建設成先進的無産階級政黨。根據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人的社會本質是由他所生活其中的社會關系，特别是生産關系決定的。但是，馬克思同時指出“兩個決裂”——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同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6](P52)——與共産主義的内在關系。于是，毛澤東率先提出建設先進無産階級政黨的根本思路——思想建黨：一是處理好黨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通過掌握馬克思主義思想武器，樹立起共産黨人的崇高理想信念；二是處理好黨與人民的關系，确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根本宗旨；三是“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7](P92)通過經常性組織生活錘煉黨性。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理論的重大發展。有了先進的無産階級政黨——中國共産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4](P1357)第六，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黨領導人民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并創造性地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開展了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改造理論作出了重大貢獻。概言之，中國共産黨人在對世情、國情、黨情、民情的認識基礎上，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創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形态——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了一窮二白、人口衆多的東方大國大步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5](P14)
綜上所述，在世情、國情、黨情、民情變動中把理論講透，讓學生真切體悟理論的深刻解釋力，就能有效克服對思政課的“說教論”偏見，真心實意地熱愛真理。
三、在理論與世情、國情、黨情、民情的相互作用中把理論講活，讓學生在認識理論的指導力中學以緻用
有些大學生程度不同地存在思政課“無用論”的錯誤認識，這也影響到他們對待思政課的态度，甚至産生排斥抵觸情緒。事實上，思政課教學和其他理論課程教學一樣，隻有讓學生真切體悟到理論鮮活有用，才能不僅提高“上課率”“擡頭率”，而且提高理解上的“點頭率”，進而激發起學生學以緻用的理論熱情。思想政治理論之“活”，就在于它産生于變化中的現實，是人們行動的指南。思想政治理論之“用”，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認識之用，成為學生認識客觀世界、主觀世界以及主客觀世界關系的理論根據。二是實踐之用，成為學生改造客觀世界、改造主觀世界、調整主客觀世界關系的理論遵循。三是修養之用，成為學生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能力、格調、境界的理論指南。
高校思政課，從認識論意義看，其目的是幫助學生理解和把握共産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這是當代中國任何一個高素質、大擔當人才都不可或缺的頂層理論架構。隻有理解和把握共産黨執政規律，才能真正明白為什麼共産黨能；隻有理解和把握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才能真正明白為什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好；隻有理解和把握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才能真正明白為什麼馬克思主義行。從實踐論意義看，思政課上所講的理論都是事關中國共産黨執政興國的理論，其目的是幫助學生認識和理解中國共産黨如何履行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複興、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曆史使命。從修養論意義看，不僅是“思想道德與法治”，其他課程也具有價值觀塑造、道德觀涵養的重要作用，說到底都要通過正确的世界觀、曆史觀、價值觀、文明觀、民主觀、自由觀、人生觀等，引導學生正确處理個人與集體、社會、民族、國家的關系，樹立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成為擔當民族複興大任的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思想政治理論的認識和實踐效用就在于對世情、國情、黨情、民情的認識和改造上，其改造效應體現在世情、國情、黨情、民情朝着符合社會發展和民心所向的方向發生的關聯性變化上。世情、國情、黨情、民情之“情”，就是其外部環境、内部狀況及其内外關系的變化态勢，其中，外部環境是其發展變化的條件，内部狀況是其發展變化的根據，外部條件通過内在根據而起作用。我們以“改革開放史”為例予以說明。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國百廢待興，“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繼續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确道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使人民擺脫貧困、盡快富裕起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提供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5](P14-15)我們黨通過科學認識和應對世情、國情、黨情、民情，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5](P18)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最大的國情是經濟、科技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最大的黨情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極左思想根深蒂固；最大的民情是數億人的生活較為貧困，還沒有完全解決溫飽問題。再看看世情，雖然東西方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意識形态依然對立，但世界大戰短時間打不起來，和平成為主題；南北方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拉大，南方國家急切發展自己，發展成為主題。所以，當時世界的全球性、戰略性、根本性的問題就是“和平與發展”。通過對世情、國情、黨情、民情的全面觀察與理性思考，鄧小平以常人無法想象的政治氣度和理論勇氣坦率指出：“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8](P137)他以最樸素的話語告誡全黨，“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搞社會主義就是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首先表現為能夠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産率。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領導全黨通過開展“真理标準”大讨論，從如何科學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到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在理論上實現撥亂反正，從而恢複了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走上改革開放的強國之路。在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按勞分配與按生産要素分配、共同富裕與一部人先富起來，乃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等敏感而棘手的問題上，我們不斷探索，大膽改革，建立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對外，我們突破意識形态限制發展國家關系，全面學習借鑒外國的一切先進事物，邁出了開放的步伐。
具有如此廣度、深度、力度的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因而困難曲折也在所難免。要發展，上上下下都沒有思想障礙，障礙在如何發展上；要富裕，全體人民心向往之，顧慮在如何緻富上。“引進來”，就難免魚龍混雜，同時也可能會給西方“不戰而勝”的機會。“走出去”，我們作為弱勢一方，必須先與“國際接軌”。所謂與“國際接軌”，主要是對接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的規條，這些所謂的“國際規則”，都是在美英等西方發達國家的主導下制定的，主要體現的是它們的法權意志和根本利益，雖然名義上有“非歧視原則”，實際上内含着強烈的“去社會主義化”傾向。我國開放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從沒有放松“西化”“分化”我國的圖謀，“西化”是手段，“分化”“弱化”是目的。這樣的世情對我國的國情、黨情、民情産生了重大沖擊，到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受到國内極左思想以及“全盤西化”論、國外和平演變勢力的多重打壓，出現了嚴重的政治風波，接着又遭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改旗易幟，一時間，“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社會主義失敗論”“中國崩潰論”甚嚣塵上。美西方政客們以為徹底滅亡社會主義的時機已到，借機瘋狂制裁中國。開放之路嚴重受阻，重大改革舉措尚未得到完全理解和認同，黨内出現“信仰危機”，社會上有些人一度陷入精神迷茫，這是當時的世情、國情、黨情、民情。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力挽狂瀾，堅定地告誡全黨和國人：“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8](P383)“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8](P382)他堅信，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鄧小平以一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清醒，向全黨科學闡明了一系列基本論斷。第一，“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8](P373)第二，我們的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必須從目的與手段的關系上來評價，“判斷的标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P372)第三，我們的改革是對還是錯，必須由人民來評價，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各項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第四，他給全黨闡明了社會形态變革的唯物主義曆史觀和把握社會發展大勢的科學方法論，他指出：“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幾百年間，發生過多少次王朝複辟？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複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将促使社會主義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8](P383)“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曆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決不能掉以輕心。”[8](P379—380)所有這些都生動體現了曆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活的精神。中國的改革開放在國際共産主義的曆史低谷中，沒有退回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沒有迷途到全盤西化的邪路，而是始終堅定不移地前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路上。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在世情、國情、黨情、民情十分複雜、世界社會主義出現嚴重曲折的考驗面前，“加深了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5](P16)用黨的時代先進性——代表中國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證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正确方向，“确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開創全面改革開放新局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二十一世紀”。[5](P16)黨的十六大以後，伴随着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資源趨緊，生态環境惡化，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人群之間的發展差距和收入差距擴大，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深刻認識和回答了新形勢下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形成了科學發展觀”。[5](P16)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黨領導人民搶抓世情有利于我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進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成功在新形勢下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國的國際地位大幅提升。[9](P150)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構成中國共産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個理論形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這一理論體系的指導下，黨領導人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經過幾十年的勵精圖治、艱苦奮鬥，“實現了從生産力相對落後的狀況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曆史性突破，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曆史性跨越，推進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5](P22)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标，開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新征程，朝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宏偉目标繼續前進。”[5](P23)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把握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統攬偉大鬥争、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以黨的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曆史性成就、發生曆史性變革”。[5](P27)中國快速平穩的發展引起了美西方國家日益嚴重的焦慮和恐慌，美國從特朗普政府開始，徹底撕去了西方世界的虛僞面紗，全面遏制中國發展，不顧世界市場和國際行為的基本準則，不擇手段地對中國的經濟、貿易和高科技企業圍堵打壓。但是，這一次與1989年前後的世情變化對我國國情、黨情、民情的影響完全不同了。第一，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等禁售中國高端芯片、光刻機等，充分暴露了它們的市場自由、公正原則的虛僞性；美歐長期打“碳排放牌”，既為遏制中國發展，也為推銷它們的環保技術和産品，可是，當中國的新能源汽車領先于世界時，美國環保局卻倒行逆施，發表最新“研究成果”，論證電動汽車比油車更容易排放有毒氣體，美歐日的大牌車企也紛紛提出走繼續開發燃油車的老路，充分暴露了它們科技問題政治化以及環保問題上的虛僞性；美國聯合英國、法國、日本、韓國、瑞典、芬蘭、捷克、加拿大、澳大利亞，就6G無線通信系統的研究和發展制定共同原則，而将在5G、6G上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國排除在外，讓人們充分認清了它們在“科學精神”面前的狹隘性；美西方在俄烏沖突、巴以沖突中的“雙标”做法，讓國際社會徹底認清它們所謂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人道主義幹預”的欺騙性，如此等等。所有這些鐵的事實，讓很多人從崇尚西方的傳統認知中清醒過來，切實認識到西方文明的利己性、虛僞性。第二，中國在西方的圍堵打壓下丢掉了一切幻想，非但沒有垮下，反而更加強大，中國領先于世界的高端科技不斷創新，“卡脖子”的技術難點正在逐漸被攻克，加快發展新質生産力，讓西方初步嘗到了制裁中國的“反噬”苦果，讓那些為西方文化代言的“公知”們無言以對。由此，熱愛國家、擁護社會主義、擁戴中國共産黨成為當代中國青年的主旋律。
綜上所述，在理論與世情、國情、黨情、民情的相互作用中講活思政課，讓學生充分認識理論的實踐指導力，就能有效克服學生的“思政課無用論”的誤解和偏見，從而激發起學生踐行真理的實踐熱情。
總而言之，世情與國情、黨情、民情的因應相成，是中國這樣的大國與世界互動的生動氣象，黨的理論與時俱進與中國發展的日新月異，是思政課教師的智慧源泉和育人底氣，是思政課“叫好”又“叫座”的源頭活水。正如習近平所說：“國内外形勢、黨和國家工作任務發展變化較快，思政課教學内容要跟上時代，隻有不斷備課、常講常新才能取得較好教學效果。”[1]
注釋：
[1] 習近平.思政課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關鍵課程[J].求是，2020，（17）.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 本書編寫組.改革開放簡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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