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對科技的诘問，反映出人類對自己的理性産物——科學技術的審思，也反映出人類對自己前途和命運的憂慮。當然，倫理對科技表現出來的審慎态度，并不意味着倫理對科技的不信任或刻意阻撓，而恰恰反映出倫理以一種積極的力量去督促科技進行自我反省，警示科技共同體思考科技“能做”什麼、“應做”什麼這些關乎科技更關乎人類長遠發展的根本問題。

科技必然是“能做”的，科技的“能做”标識出人類的工具理性能力。在這種能力的支持下，科學技術突破了各種主觀限制和客觀約束，表現出強烈的沖動性和指向性，使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得到極大提高。量子計算機、人類細胞圖譜計劃等等現代科技的橫空出世便是人類工具理性能力增強的鮮活事例。它們的出現，不僅大大拓展了人類的活動空間，而且為人類的進步留下濃抹重彩的畫面。然而，“能做”是否等于“應做”？“能做”是一個事實判斷，僅僅表達出行為者具備了一定的認知能力和實踐能力，至于這種能力是否成熟可行，則有待進一步驗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對科技的運用持謹慎态度。比如，我們不能在科技水平尚不成熟的條件下貿然實施基因編輯技術，否則将會帶來無法彌補的後果。退一步說，如果“能做”的條件都已成立，“應做”就是題中應有之義嗎？對此，我們同樣不能貿然下結論。因為“應做”屬于價值判斷，它必須考量科技活動的合理性問題，必須考慮某項科技活動對人類、對無辜者、對利益相關者造成的災難性後果。比如，即便基因編輯在技術上可行，也未必就是人類“應做”的。因為我們無法保障被編輯的嬰兒不會發生難以想象的人倫危機，更無法彌補因運用方式不當造成的傷害。在現代科技向“無人區”進駐的新階段，科技“能做”與“應做”的對峙和沖突将更加激烈。這要求科技必須收起盲目自信和狂妄自大的态度，主動尋求與倫理的和解與融合，使求善、向善成為科技發展的自覺選擇，為現代科技注入造福人類的價值靈魂。

2、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倫理因素

3、倫理應加強與科技的有機融合

新一輪科技革命對倫理提出了急切的呼喚，在客觀上為倫理融入科技提供了場域。随之而來的問題是：倫理該以何種方式融入現代科技，實現科技與倫理的協調發展、良性互動？

倫理應加強話語權，使倫理先行的理念落到實處。倫理若要加強對科技的話語權，應當避免兩個極端。一種是對科技新領域的知識不甚了解，因缺乏必要的話語權而不能（敢）發聲，以至于不能在源頭上做好預警和審查，不能防範科技對人的生命安全、健康和基本權利造成的傷害。另一種是對科技的強勢介入，同樣是對新科技的内在機理知之不多，卻因為懼怕新事物或誇大後果而對科技嚴格設限、明令禁止。因此，加強倫理對科技的話語權，必須準确定位倫理對科技的職責，既要對科技有敏銳感和洞察力，對科技倫理風險有清晰而科學的認知，又要對科技創新保持寬容态度，在強化對AI、基因編輯等現代科技審查的同時給予其應有的發展空間，對科技創新形成有效度的批判與引導。

倫理應增強約束力，使科技向善的目标得到實現。倫理具有先導性、預防性、自律性以及和法律的相通性等屬性，必然會對科技活動産生約束力，對科技創新發揮引導及規範功能。為此目的，首先應增強倫理對科技的敏捷治理功能，準确評估科技“為惡”的風險點，及時調整和完善相關倫理規範和制度建設，以有效應對科技倫理挑戰。其次，設置倫理底線，明令禁止危害社會安全、公共安全、生物安全、生态安全和侵害人的生命安全、健康和基本權利的科技活動，嚴厲批判和懲戒違背科技倫理的行為。再次，提高科技倫理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同樣是增強科技倫理約束力的必要手段。《意見》提出對生命科學、醫學、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科技倫理立法，就是要推動科技敏感領域朝着增進人類福祉的方向發展。

倫理應立足本土化，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科技倫理體系。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現實背景下，我國的科技水平日益提升、科技開發與創新步伐加快、科技發展的話語權不斷擴大，科技倫理問題的本土色彩日漸濃重，單純依靠西方科技倫理評價或解決中國問題的作法顯然有失公允。西方科技倫理體系固然有其合理之處，但若我們隻熱衷于用極具西方話語特質的理論解釋或應對中國科技倫理挑戰，必然會誤導中國科技發展。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科技倫理體系，必須在遵循科技創新規律的基礎上，根據我國科技發展的曆史階段和文化特點對其進行本土化闡釋，為中國科技倫理推動全球科技倫理治理、造福人類提供重要的價值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