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矶縣核桃市的Kathy Li女士，今年上半年決定購買槍支保護家庭。她發現自己并非個例：槍店人滿為患，身邊的少數族裔人士選擇在今年購買第一把槍支的現象也越來越多。

    與此同時，今年疫情期間，美國各地槍支暴力事件頻發。《華盛頓郵報》報道，當地時間12月9日和10日，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連續發生兩起槍擊事件，緻2人死亡1人受傷。數據顯示，截至12月7日，美國今年已發生591起大規模槍擊案，遠超去年數據。

    現實矛盾的激化，成為控槍議題日益詭谲的助推器。專家指出，購槍數量和槍支暴力案件數量同時高漲，既包含美國兩黨角力時将持槍議題過度政治化的隐含邏輯，也證明美國社會不平等和身份認同危機加劇了槍支暴力的爆發。

    今年，美國民衆陷入了“因恐懼而購槍”“因槍支暴力而恐懼”的惡性循環。事實上，這一現象在美國已存在很多年。

    槍店一個月賣掉三年庫存

    Li女士告訴南方日報記者，因為擔心治安惡化，今年她身邊的朋友紛紛購買槍支。今年3月，當她也決定買一支槍的時候，當地的華人槍店已斷貨，白人槍店也人滿為患。華人槍店店主還稱，當時“一個月就賣掉了三年積累的庫存”。

    “福克斯新聞”網站11月援引美國小型武器分析和預測機構SAAF發布的統計數據指出，截至11月，美國今年估計已售出1860萬支槍支，比往年高出近200萬，創下曆史紀錄。“福布斯”網站報道，美國最大的手槍軍械制造商“史密斯和韋森”公司12月3日發表數據顯示，截至10月31日，該公司第三季度總銷售額增長了2倍多，達2.487億美元，而去年同期為1.137億美元。

    這些槍支都是被誰買走的？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援引美國全國射擊運動基金會（NSSF）的最新統計指出，美國暴發新冠肺炎疫情後的最初幾個月裡，由首次購槍者購買的槍支約占美國全部售出槍支的40%，遠高于過去20年24%的平均水平。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還稱，今年非洲裔美國人購槍數量的猛增尤為明顯，9月更是飙升了58%。美國全國非裔槍支聯合會稱，年初以來，該機構會員數量大幅增加了約5000人，增幅達17%。而警察暴力執法是促使他們購槍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樣在9月，女性購槍數量飙升了約40%。

    分析指出，美國近期發生的社會治安惡化現象引發了民衆廣泛擔憂。其中，美國少數族裔、女性等弱勢群體恐懼情緒尤為明顯，不得不選擇購買人生中的第一支槍來保護自身。

    持槍文化難以動搖

    美國有“買槍比買漢堡容易”的俗語。Li女士告訴南方日報記者，她家附近除了開有專門售槍的槍店，沃爾瑪等大型超市、體育用品店和網絡上都可買槍。槍支宣傳可謂“鋪天蓋地”，她家中經常收到推銷槍支的廣告。

    鄭易平介紹，美國人的擁槍傳統可以追溯英國殖民美洲之前——英國光榮革命後頒布的《權利法案》确立了新教徒的持槍權，這一理念被美洲殖民地繼承，而在美國獨立戰争和與原住民發生沖突後，持槍權更加深入人心。

    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學者祝薪閑指出，美國建國以來，盡管常備軍逐漸成為保衛國家安全的絕對主力，但自備武器的傳統沒有退出曆史舞台。在美國西進運動中，拓荒者“單槍匹馬”開拓疆土的事迹成為美國的“精神氣質”，而當時美國西部社會秩序松散，民衆需要依靠自己而非社會組織保障人身安全，這種社會心理準則深刻地影響了當代美國人。

    1791年，美國頒布憲法第二修正案，支持個人備有及佩戴武器的權利。王聰悅認為，近年來就如何解讀這一表述模糊的法律條款存在争議：一方認為持槍權僅限于民兵，控槍甚至徹底禁槍都不違憲；另一方則強調憲法第二修正案賦予個人擁槍的“神聖性”。

    美國各地、各州擁槍控槍措施不盡相同。但2008年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訴赫勒案”及2010年“麥克唐納訴芝加哥案”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地方的禁槍措施說“不”，無疑增長了擁槍派的信心。

    此外，據美國多家長期跟蹤控槍輿情的機構2019年發布的數據顯示，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後期出生的“千禧一代”美國人，較年長一輩更樂于接觸槍支，其中其中66%的人相信暗中攜槍會使美國變得更安全，而50歲以上持此觀點的美國人比例僅為50%左右。分析指出，美國“千禧一代”成為主要選民後，憲法保護下的持槍權很難出現颠覆性改變。

    社會矛盾助長暴力犯罪

    伴随着購槍數量的增加，今年美國槍支暴力犯罪事件也大幅增長。美國槍支暴力檔案網數據顯示，截至12月7日，美國今年已發生591起受害人達4名以上的“大規模槍擊案”，遠超去年全年的417起。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學者孫成昊分析，美國民衆對當地政府是否能夠維護地區穩定、警務力量能否公平對待沖突缺乏信心。他們甯願自己購買槍支，也不願意相信當地政府。

    伟德bevictor中文版政治學教授鄭易平則指出，“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發生後，美國槍支銷售量激增，是今年槍支犯罪事件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指出，每次美國發生全國性悲劇事件後，槍支銷量往往走高。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紐頓鎮桑迪胡克小學發生槍擊事件，當月購槍人背景審查量比前一月增加39%。2015年12月，加利福尼亞州聖貝納迪諾市發生恐怖襲擊，當月購槍審查量比前一月增加48%。“抗議活動中的破壞畫面加上持續數月的新冠肺炎疫情導緻民衆惶恐不安，越來越多人試圖‘自我武裝’。”文章分析。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社會文化室學者王聰悅認為，在人心絕望和社會動蕩時期，美國犯罪問題就會變得格外嚴重。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美國民衆在高死亡率的、高感染率的沖擊下陷入心理恐慌，巨大的經濟壓力和失業浪潮也讓很多人倍感焦慮。同時适逢美國大選，導緻美國發生多輪全國性、地區性、事件導向型騷亂。

    控槍手段治标不治本

    随着美國政治中兩黨分裂日益嚴重，政治極化不斷加深，控槍成為體現黨派分歧的核心議題之一。王聰悅指出，民主黨人普遍支持對槍支實行更嚴格的管理，共和黨則是個人擁槍權的堅定捍衛者，通常反對任何形式的槍支管制的立法，兩黨對此态度泾渭分明。

    王聰悅認為，美國控槍、擁槍之争是制度因素、利益糾葛和現實矛盾激化的共同産物。槍支産業的繁榮本質上是資本主義政治運作的産物，諸多政壇精英、槍支彈藥制造商與以美國步槍協會為代表的反控槍遊說團體利益相互捆綁，牽一發而動全身。盡管美國目前是全世界最多平民死于槍口的國家，但該行業每年向美國政府繳納高昂消費稅，在過去10年間創造了近15萬個新就業崗位。

    孫成昊也提到，控槍立法在美國向來舉步維艱，不僅由于美國社會難以達成共識，還應歸咎于利益集團的影響。其中，全美步槍協會（NRA）擁有不容忽視的遊說力量，對地方官員、國會議員和總統選舉都可提供資金支持、施加政治影響。

    “對美國地方和國會選舉來說，金錢政治是重要屬性。候選人背後有大量利益輸送，政治獻金。哪怕競選時議員鼓吹保持社會安全、控槍法案，真等到執政後投桃報李，他不可能下大力氣掐死。”孫成昊說。

    美媒認為，美國新政府的強制政策或比特朗普政府更嚴格。拜登在競選時曾提出多項限制，包括禁用大容量彈夾和攻擊型武器；對購買者進行更嚴格的背景審查等。

    但孫成昊指出，美國政客和輿論讨論的控槍手段治标不治本。“一些管理、科技手段，隻能部分緩解，對于槍擊案的出現是不可能清零的。”孫成昊認為，圍繞控槍的争吵，反映的是美國政治中自由與安全的糾結關系。沒有理順這對關系之前，控槍困境就無法徹底化解。

南方日報駐京記者 泠汐 王詩堃

（編輯：馬曉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