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21期《紅旗文稿》發表我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何畏教授的文章《破解全球生态難題的中國擔當》。

工業革命使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索取自然的力度空前加大，但人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創造了巨大物質财富的同時，也使全球生态失調、環境污染、資源緊張、氣候變異，制造了危害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生态災難。時至今日，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無法置身于生态危機之外。治理生态環境問題理應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責任和義務。

全球生态環境問題治理的經濟發展與道義倫理糾結

在生态環境問題治理中，經濟發展與道義倫理始終糾結在一起，從而使社會考量遠大于科學考量。

第一，解決生态環境問題存在“公地的悲劇”。各國在索取自然的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财富是自己的，所造成的生态環境問題卻是人類的。在一個主要依靠自助式解決問題的國際社會裡，一些國家往往對生态環境問題或麻木不仁，或寄希望于他人，全球範圍内的生态環境問題有增無減。

第二，解決生态環境問題難以兼顧現實公正與曆史公正的道義平衡。從1900年到2005年的105年間，發達國家的人均碳排放量是發展中國家的7.54倍，正是發達國家在發展經濟過程中長期排放的溫室氣體積累了生态環境問題，然而有的發達國家非但不願意因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影響本國經濟發展速度，甚至還要求“發展中國家也應當承擔減排和限排溫室氣體的義務”，帶頭破壞“共同但有區别的原則”的曆史公正原則。

第三，環保科技的曆史落差，正加劇着新的不公平。防治生态環境問題的先進科技大都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它們本應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環境保護的“技術扶貧”，《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也承諾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相關技術和資金，但與工業發達國家從昂貴的環保技術中獲得的高額壟斷利潤相比，發展中國家能夠得到的資金顯得杯水車薪，在實現發展經濟與生态平衡上力不從心，從而使新的手段反而強化了舊的曆史不公平。

第四，發展經濟與保護生态環境具有複雜的對立統一關系。生态環境保護的直接投入會加大經濟發展成本，同時生态環境的改善最終又能在人的生命健康質量、再生資源等意義上提高生産力水平；如果處理得不好，生态環境的惡化又将消解、否定經濟發展的意義和價值。

面對事關人類生死存亡的生态環境難題，國際社會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艱巨努力，可謂步履維艱。從1992年聯合國制定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開始，締約國先後召開了25屆大會，經過複雜、艱苦、漫長的談判，先後通過了《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兩個裡程碑性的法規性文件，締約國接近200個，有180多個國家提交了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減排貢獻”文件，涵蓋全球碳排放量的90%以上。這表明，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認識到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展現了走綠色低碳發展道路的堅定決心。但讓人匪夷所思的是，有的世界能源消耗超級大國，為了狹隘的本國利益而不惜危害天下，殃及子孫，退出協定。2015年，在《巴黎協定》簽字儀式上，時任國務卿克裡懷裡抱着孫女代表美國政府簽了字，可謂意味深長。特朗普總統宣布退出協定時，宣稱是為了“保護美國和美國人民”。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使本來就十分艱難的全球生态環境治理變得雪上加霜。

發展中大國的使命擔當

中國知難而進，堅定兌現中國“國家自主貢獻”莊嚴承諾，推動世界各國落實《巴黎協定》确定的各項目标，引領全球為消除“生态赤字”不懈努力。從發展正義的角度說，中國是工業化起步較晚的發展中國家，當我們開始工業化時就承受着發達國家給世界帶來的治理生态環境問題的沉重曆史包袱。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時，人口接近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9.42億），經濟總量隻占世界總量的1.8%。今天，我國雖然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2017年的人均GDP還處在世界第71位，這大體上也是我國人均溫室氣體排放的世界排位。絕大多數國家都充分理解中國的這一實際，所以1997年《京都議定書》第一、二期承諾都沒有對我國提出減排的約束性指标。然而，中國卻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提出了具有大國擔當的國家自主貢獻承諾，自主将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并争取盡早達到峰值；單位國内生産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0%左右；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45億立方米左右，等等。這一承諾反映了一個發展中大國的人類共命運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歐美主要發達國家大體是在人均GDP達到2.0—2.5萬美元（2010年價格）時達到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人均二氧化碳峰值排放量約為10—22噸。按照我國的承諾，我們可望在人均1.4萬美元時達到二氧化碳排放人均峰值，且人均峰值可望使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在8噸左右的較低水平上。

中國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天下情懷，把當代世界觀推向時代前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保護生态環境，應對氣候變化，維護能源資源安全，是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中國将繼續承擔應盡的國際義務，同世界各國深入開展生态文明領域的交流合作，推動成果分享，攜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園。”在這個世界上，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共同生活同一個地球村裡，生活在曆史和現實交彙的同一個時空裡，世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面對人類遇到的各種挑戰，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這就要求一個國家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必須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自身發展時必須同時促進各國共同發展，不斷擴大共同利益彙合點。為此，中國倡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緻力于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堅定地與各國一起，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

中國以“保護生态環境就是保護生産力、改善生态環境就是發展生産力”的新發展理念，把人類的生态價值觀提到時代高度。取之于自然是人類生存的根本方式。自然給人類以無私的饋贈，也會給人類帶來災難。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面臨的永恒課題。人類走過了敬畏自然的蒙昧順從時代，也創造了瘋狂開發自然的工業文明，今天，應當是人類有能力、有條件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态文明時代。生态文明建設不是走向自然中心主義，人類也不需要、不可能回歸依賴“自然牽引帶”的蠻荒童弱時代，必須走出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态環境問題，歸根到底是資源過度開發、粗放利用、奢侈消費造成的。”據此，他将發展生産力與保護生态環境統一起來思考生态價值觀，提出“保護生态環境就是保護生産力、改善生态環境就是發展生産力”的科學論斷，要求我們“要構築崇尚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态體系”。他指出，當人類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的能力提高到今天的水平，人類再也不為填飽肚子憂慮的時候，就要有“綠水青山也是金山銀山”的财富觀；而當創造物質财富與生态環境發生矛盾時，我們“甯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保持加強生态文明建設的戰略定力。保護生态環境和發展經濟從根本上講是有機統一、相輔相成的。不能因為經濟發展遇到一點困難，就開始動鋪攤子上項目、以犧牲環境換取經濟增長的念頭，甚至想方設法突破生态保護環境。”在這樣的生态價值觀和社會價值觀指導下，他要求人們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在索取自然時，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複為主的方針，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推動中國實現發展觀上的一場革命。2013年5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體學習時提出“走向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新時代”，标志着中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曆史形态的全面躍升。

最全面最嚴格的生态環境治理的中國方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布局和建設“美麗中國”目标，将生态文明建設置于社會制度和國家目标的本體地位。任何一項事業，隻有融入社會制度，才能獲得它在社會存在和發展理念中的本體論地位，才是不容撼動和漠視的；隻有進入國家建設戰略目标，才能獲得兌現的實踐保障。在目前的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同中國相比。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世界普遍意識到一個可持續的社會比無窮無盡的經濟增長更為重要。但在資本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的尖銳矛盾中，西方發達國家的大資本很快意識到保護生态環境的措施威脅到了他們的财富增殖所賴以建立的整個系統。于是，美國的大資本不遺餘力地阻止美國政府接受《京都議定書》。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存在發展經濟與保護生态環境的矛盾。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生産力水平低，為了多産糧食解決溫飽問題，不得不毀林開荒、毀草開荒、填湖造地；改革開放後的一段時期，這一矛盾也十分尖銳。中國共産黨堅定地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堅決破除GDP崇拜，在黨的十八大上把生态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布局，提出建設“美麗中國”的國家目标，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确提出綠色是新發展理念中的一大理念，黨的十九大又把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相應調整為“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将“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升到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的高度，将污染防治列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三大攻堅戰之一。“十三五”規劃以國家頂層設計形式把生态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從而把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發展到把生态文明建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本體的曆史高度。

中國以最嚴格的生态環境保護制度，推進人類史無前例的生态文明體制革命。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世界上的不少國家對保護生态環境進行了立法。但是，像我國這樣從立法司法執法問責如此系統、如此嚴厲的，世界上還沒有第二個國家能夠相比。我國的“十一五”規劃首次把單位國民生産總值能源消耗強度作為約束性指标，“十二五”規劃提出合理控制能源消耗總量，“十三五”規劃又提出實行能源、水資源、建設用地等總量和強度雙控的硬措施，從而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态效益等體現生态文明建設的指标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為此，中央拿出壯士斷腕、浴火重生的勇氣，全面構建“四大體系”：科學适度有序的國土空間布局體系、綠色循環低碳發展的産業體系、約束和激勵并舉的生态文明制度體系、政府企業公衆共治的綠色行動體系，構建生态文明建設新體制；規劃布局“三大空間”：生産空間、生活空間、生态空間，确保給自然留下更多修複空間；明确劃定“三大紅線”：生态功能保障基線、環境質量安全底線、自然資源利用上線，标識生态環境不容觸碰的“雷區”；統籌山水林田湖一體化生态保護，實施重大生态修複工程，增強生态産品生産能力；用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保護生态環境，健全自然資源資産管理體制，加強自然資源和生态環境監管，推進環境保護督察，落實生态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完善環境保護公衆參與制度；嚴格貫徹依法依規、客觀公正、科學認定、責權一緻、終身追究的原則，落實領導幹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設責任制，實行自然資源資産離任審計；專門成立國家生态環境部，負責制定并組織實施生态環境政策、規劃和标準，依法開展生态環境監測和執法工作，組織中央生态環境保護督察等。近年來，一起起破壞生态環境的責任單位和個人受到了法律和黨紀的懲處，強力兌現了“甯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的铮铮誓言。

生态環境惡化是人類社會的癌症，天藍、地綠、水清的生産生活環境是子孫萬代的福祉。世人有目共睹，“美麗中國”正在變為現實；世界可待可期，中國擔當、中國方案、中國行動必将引領世界走向生态文明新時代。

（作者：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伟德bevictor中文版基地教授、博士生導師   編輯：呂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