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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旗文稿：當代中國共産黨人的曆史思維與戰略定力

時間:2019-08-18來源:伟德bevictor中文版點擊:484次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正處在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時候，正處在一個愈進愈難、愈進愈險而又不進則退、非進不可的時候。為了能在繼續爬坡過坎中始終保持正确方向和戰略定力，習近平總書記揭示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自覺堅持曆史思維，實現問題導向和目标導向相統一，将改革進行到底，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所謂曆史思維，就是通過追溯曆史源頭、回望曆史過程、總結曆史經驗教訓來判明大勢、定位現在、開辟未來的反思性思維。它有三個重要環節：一是曆史的本體論思維，追溯特定曆史對象“從哪裡來”；二是曆史的過程性思維，追問特定對象“要到哪裡去”；三是曆史的反思性思維，總結曆史上有何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通過這三個逐步遞進的環節，探索事物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關系，汲取曆史經驗教訓，明确未來方向，确定戰略目标，保持戰略定力。

　　以習近平同志為代表的當代中國共産黨人運用曆史思維對以下三個根本問題進行時代性的追問，進一步明确了中國共産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戰略方向和戰略定力。

弄清我們中華民族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保持堅定不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和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戰略定力

　　回顧工業革後的世界曆史，西方國家崛起給世界的最大警示就是他們始終念念不忘的“修昔底德陷阱”。按照哈佛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說法，根據他的研究，過去500年曆史中，有16個大國崛起，其中12次是通過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戰争實現了霸權地位的轉換。據此他認為，快速發展起來的中國必然要挑戰美國霸權，中美之間“必有一戰”。艾利森指出的大國興衰、霸權輪回是事實，但他把曆史統計規律絕對化卻是錯誤的。15世紀以來，歐美國家形成了頑固的霸權思維，信奉實力至上原則，勢力均衡是歐洲和平的暫時保障，追求霸權是各國自保并放大國家利益的強大動力，弱肉強食、赢者通吃是歐美曆史演變常态。人的活動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人們無法改變曆史規律，因為規律是特定因果條件共同作用下造就的必然性，隻要具備規律起作用的條件，規律支配的必然性就會出現。人們雖不能改變規律，卻可以改變曆史趨勢，因為曆史趨勢是曆史規律支配的曆史發展的未來态勢，隻要人們改變特定曆史規律起作用的條件，就能夠改變曆史發展趨勢。

　　人類不應總是重複曆史錯誤，更不應該繼續重複規律性的錯誤。今天的世界，隻要改變支配“修昔底德陷阱”的條件，特别是造成“修昔底德陷阱”的霸權思維，學會合作共赢，就能從根本上消除這一曆史統計規律存在的條件，從而避免曆史再次出現“修昔底德陷阱”。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9月在美國西雅圖發表演講時向西方世界鄭重而深刻地闡明當代中國在這一問題上的曆史觀：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當代世界，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但國際競争的“叢林法則”并沒有改變，戰争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依然懸在人類頭上。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要走下去，就必須建設世界一流軍隊，作為中華民族自身、也作為世界和平的基本法碼。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努力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徹底擺脫“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惡性循環的曆史窠臼。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走和平發展道路這兩位一體的戰略選擇，既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内在要求，也是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内在要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區别于其他民族之根，是中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向光輝未來的思想源泉，我們必須“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曆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講清楚中華文化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鮮明特色”（《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語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頁）把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标識提煉出來，把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當代價值、世界意義的文化精髓提煉出來、展示出來。

弄清我們中國共産黨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始終在永葆黨的初心和本色上保持戰略定力

　　回顧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曆史，有多少馬克思主義政黨在面對國内剝削階級的反動統治、面對國外反動勢力的暴虐圍剿之時，帶領人民進行了不屈不撓、卓有成效的鬥争，而當革命取得了勝利，掌握了國家政權，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既在“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上迷失了方向，也在“建設什麼樣的黨”上亂了方寸，結果亡黨亡國，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史上留下無盡的遺憾。

　　關于中國共産黨與中國命運的關系，中國共産黨人清醒認識到“兩個關鍵”，即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從嚴治黨。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以下四個重大問題上對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地位、作用及其自身建設進行了進一步定位：

　　一是從馬克思主義社會哲學高度闡明執政黨與社會制度的關系，鮮明指出中國共産黨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内在關系，科學闡釋了中國共産黨領導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優勢。共産黨人與其他一切“為了執政而執政”一味營合選票需要的政黨完全不同，“中國共産黨之所以叫共産黨，就是因為從成立之日起我們黨就把共産主義确立為遠大理想。”共産黨人信奉的社會主義、共産主義絕不是一黨的偏好，而是無産階級和勞動人民的主義、是全人類實現解放的主義，它體現了曆史必然性與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目的性的高度統一。

　　二是以對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舍我其誰的擔當精神，對黨的領導的内涵和外延進行重新定位，明确強調“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同時汲取蘇聯東歐共産黨民主建設的教訓，成功确立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相統一的大思路，并系統探索構建協商民主的新機制，不斷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成功超越了西方政治哲學奉為圭臬的“三權分立”的政黨政治的陳規舊道。

　　三是科學定位黨的執政地位與理想使命統一的特質，進一步明确我們黨既是執政黨，也仍然是革命黨。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告誡全黨：“我們黨已經走過了95年的曆程，但我們要永遠保持建黨時中國共産黨人的奮鬥精神，永遠保持對人民的赤子之心。” “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信念，是共産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産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頁）十九大一結束，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中央政治局常委們參觀黨的一大會址，追尋黨的先驅者的初始足迹，重悟他們的拳拳初心。

　　四是秉持“打鐵還要自身硬”的黨的先鋒隊理念，以大無畏的曆史擔當和政治勇氣領導全黨開展了正風反腐的偉大鬥争，堅持無禁區、零容忍、全覆蓋，“老虎”“蒼蠅”一起打，嚴懲一切背離黨的宗旨和政治本色的行為，以增強我們黨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努力徹底走出當年“窯洞對”提出的“曆史周期率”，用第二個關鍵——從嚴治黨來保證和鞏固第一個關鍵——黨的領導。

弄清社會主義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始終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上保持戰略定力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産黨人先後認識到兩個結論：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有了這兩個結論，使我們黨堅持社會主義而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路。

　　“文革”結束後，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發現，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拉大，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并沒有充分發揮出來。于是，我們黨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振聾發聩地提出：“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曆史性課題，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過幾十年的奮鬥，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進入世界前列，國際地位實現前所未有的提升，黨的面貌、國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軍隊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中華民族正以嶄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東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然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日益突出，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專題研讨班上，通過系統深入總結回顧社會主義500年曲折發展的曆史告誡大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原則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他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所具有的根本性差别意義上，将科學社會主義原則概括為五個主要方面：在生産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生産，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需要是社會主義生産的根本目的；對社會生産進行有計劃的指導和調節，實行等量勞動領取等量産品的按勞分配原則；合乎自然規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無産階級革命是無産階級進行鬥争的最高形式、必須由無産階級政黨領導、以建立無産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通過無産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高度發展最終實現向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的共産主義社會過渡，等等。這是我們黨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對科學社會主義原理作出系統闡明。

　　上述這兩個結論與一個根本方法論結合起來，保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确方向。這就是：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與中國社會發展的“曆史邏輯”辯證統一起來，讓科學社會主義原則根植于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願望、适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為了實現這“雙重邏輯”的統一，黨實事求是地正确認識并緊緊抓住中國社會主要矛盾。1956年，黨的八大對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我們國内的主要矛盾”概括為“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現狀之間的矛盾”兩個層面。這一概括較為側重産業方式和人民生活，反映了新中國成立後黨和國家工作的急切任務。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對八大的表述作了調整：“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應當說這一表述更為規範，從人民增長着的物質文化需要與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入手，為我們黨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供了客觀根據。2017年黨的十九大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實際，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表述既體現了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來的“落後的社會生産”已經發生了新的階段性變化，又體現了新的矛盾即發展不平衡矛盾與之相伴随的實際。這一矛盾的提出，标志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在這一基礎上推進社會主義實現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态文明建設全面發展的新時代。

　　同時，在一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并存且處于劣勢的世界上，還必須在與資本主義的相處中保持戰略定力。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全黨，“要深刻認識資本主義的自我調節能力，充分估計到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方面長期占據優勢的客觀現實，認真做好兩種社會制度長期合作和鬥争的各方面準備。在這一漫長的曆史過程中，既要堅決抵制抛棄社會主義的各種錯誤主張，也要自覺糾正超階段的錯誤觀念，集中精力幹好自己的事情，不斷壯大我國的綜合國力，不斷改善我們人民的生活，“不斷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習近平：《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求是》2019年第7期），為赢得主動、赢得優勢、赢得未來打下更加堅實的基礎。

　　（作者：何畏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伟德bevictor中文版基地研究員，南京航空大學伟德bevictor中文版副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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